【未来教育学】成年人需要什么样的STEM教育？（二）

在上一篇，【未来教育学】成年人需要什么样的STEM教育？（一），我们引出了问题“成年人需要什么样的STEM教育”，并分析了需要这样做的原因之一：“科学的根源”的问题。在这一篇中，我们继续完成对成年人，尤其是中国成年人，为什么需要STEM教育？（Why）的讨论。

成年人为什么需要STEM教育？（Why）

2. “永恒”知识的缺位

在前文提到中国的文化土壤缺少“自由”的基因，这里的“自由”不同于现代对”意志自由“的政治哲学含义的理解，而是对”必然性知识“（或者叫”真理“）的至高追求。这绝不是说中国缺乏“知识”或者“学问”传统，而是说“知”从来没有被我们放在人生“最高的位置”。

知识：永恒的真理

我们今天谈教育常说要培养“德智体美劳”全面发展的人，“德”在“智”的前面；知识无疑是重要的，但最重要的是道德、品格和做人原则。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学问是“伦理学”，而不是“知识论”。中国的伦理传统与希腊的“理知”传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传统。

中国的先贤的理性是高度发达的。春秋战国时，儒家、杨朱、墨家、法家、兵家、道家等学说相争，核心出发点，或者是以天下众生的福祉为目的，或者以超然出世为出路，都有严密的逻辑与思辨。“仁-礼”的“人文”最终胜出，与强大的帝国统治制度与农耕文明基础相适应，具有高度的实用主义。但这却离希腊传统“非功利”的对必然、永恒、内在的知识的追求越来越远。

苏格拉底的“自由”的人性理想的内含在于，世界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，但那些变化表象之后有永恒、绝对不变的东西（即知识或“真理”），这才是人世间最高的追求与道德。“经世致用”的中国文明传统，有超凡的理性，但缺乏探求“永恒”/“绝对”的最高理想；“永恒/绝对”的理想，恰恰与基督教的一神教宗旨一致，使得希腊理性科学在罹难中最终没有断绝。

解决“现实”的问题，更符合中国学术的规范：《九章算术》《周髀算经》无一不是对现实问题的技术型解决方案，即“算法”；中国的技术除了近代落后与西方，在过去也一直颇为强大。无论“兼济天下”还是“独善其身”，无论“公利”或者“私利”，事实上都是对“人”的关怀。换句话说，希腊科学的“永恒”理想，是对以“人”为目的的最高理想的超越，并通过“知识”和“科学”的形式转化为切实可行的“爱智”行为，即哲学家。

亚里士多德在《形而上学》的开篇第一句便是“求知是人类的本性”。他在这本著作中区分了经验、技艺和科学（episteme，在希腊文中，“知识”和“科学”是同一个词）。他认为记忆可以积累经验，经验可以形成技艺（techne），技艺是关于普遍事物的知识，技艺高于经验。但技艺还不是最高的“知”，最高的“知”是“科学”（episteme）。因为多数技艺是为了生活之必需，只有那些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日常所需为目的的“必然”的技艺，才是科学。“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”、“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”，因为任何知识若是成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，就不是纯粹的自由的永恒的“知识”。

爱因斯坦在《探索的动机 —— 在普朗克生日会上的演讲》中也表明了这一观点，爱因斯坦称颂普朗克既不是为了快乐，也不是为了功利，而是为了探求莱布尼兹(Leibnitz)非常中肯地表述过的“先定的和谐”。

刘慈欣的小说《朝闻道》（题目的意思即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）描绘了“对宇宙终极真理的追求，是文明的最终目标和归宿”的想象，其中说到“星云文明掀开了宇宙的面纱，但他们自己没来得及向宇宙那终极的美瞥一眼就毁灭了。更为可敬的是，开始试验前他们可能已经想到了这种可能，牺牲自己，把那些包含着宇宙终极秘密的数据传给遥远未来的文明”。

对于倡导“学以致用”、强调知识的工具价值的中国文化传统，以及政治与经济驱动的社会人来说，这是迄今仍不被人所理解的。混淆“科学”、“技术”与“科技”的使用，便是这种病症的语言层面的反映。

危机：求力的“技术”

中国人是很容易理解“技术”的，过去在“天地农医兵”等领域都有发达的技术，中国未来的技术也必将强大。但缺乏对希腊“自由-知识”（或“自由-科学”）基因的深刻理解，在未来有可能会陷入新的危机，并损害自身与人类的命运。

19世纪以来，希腊理性科学和基督教文明为基因的近代科学中的物理学、化学、生物学陆续转化为相应的技术，引发了相应的产业革命，兑现了数理实验科学最早期的“求力”理想。但过于强大的力量，大规模地征服和改造自然，引发了环境和生态危机，威胁到了自然均衡与人类自身。

被作为手段与工具引入中国的“科学”，如同外来入侵物种一样，缺少天敌和制约因素，酿成了严重的危机而未被深刻意识到，尚未通过自身文化中的资源加以化解。20世纪以来（尤其是五四运动之“赛先生”以后），中国对科学主义的绝对崇拜，以及缺乏有效治理的各类环境顽疾，正是反应了中国人对科学的本质与来源缺乏根本性的理解与思考。

艾萨克·牛顿：from Wikipedia – Science | CC BY-SA 2.0

3. 耕耘科学文化的土壤

从现实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，中国现实中的技术文化已经蓬勃发展起来。尽管仍然存在大量挑战，但技术、商业与媒体相协同，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一部分，技术英雄与商业领袖被杂糅在一起，主宰了报道和舆论的重要板块。我在《黑客之道》系列中希望探讨的黑客文化、精神与方法论，本质也是对技术哲学、技术史、技术原理的描述，技术本身具有极强的生命力，也是毋庸置疑的。

《流浪地球》作为科幻文化产品的火热，展现了中国在科幻领域的新高度，也表达了成为“科技强国”的真实渴望。对于科幻作品中的“技术文化”之下的关于“人类命运”的人性选择，在电影中展现的十分充分，但此种情境越是具有感染力，我们却反而越是难以理解“自由-科学”（或“自由-知识”）这一传统，原因正是科学的“非功利”性。

在21世纪的社会中，由于“科学”文化基础的模糊，中国人在思维与思想上面临诸多挑战。这值得我们深刻反思。

逻辑谬误：必然推理的缺失

“演绎推理”的思维方式起源于希腊理性科学，演绎注重内在推理，不注重解决具体应用的问题。其中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几何学，即欧几里得的《几何原本》。《几何原本》在欧洲历史上是印刷数量仅次于《圣经》的出版物。

希腊的演绎法最重要的原则是“保真性”，即随着推理和推论的进行，结论仍然能保持绝对的正确，即必然正确的推理；这正是来源于“自由-科学”传统的对必然性知识的追求。在量子力学的争论中，爱因斯坦认为“上帝不会掷骰子”，正是基于对真理演绎体系本身的坚信不疑。

中国的思想传统是极富理性与辩证的，大多数时代的贤能之士都有极强的理性、智慧与思辨，但由于没有“演绎”这一方法论，导致推理存在思维谬误：具体表现为，概念模糊、比附推理盛行（严密推理不足）等。墨家和名家也曾有对概念定义和逻辑推理的尝试，却并没有被广泛接受。

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，占据主流的是或然性推理，而非必然性推理。在或然性推理中，由命题和条件得出的结论，并不具有严格和绝对的正确性，只是在一定概率下为“真”。比附和类推，是我们常见的或然性推理的例子。比附，指把相关性当成因果性；类推，指通过类比产生推论。中医的“取类比象”应用广泛。比如，中医认为，如果肾气亏虚，就会出现头发斑白。中医治疗肾虚发白，多从补肾入手，常用四季长青的女贞、侧柏叶等来乌发。

事实上，类比推理不代表一定错误，也不一定正确，严格来说，是在一定概率下正确。例如，惠更斯将光和声进行比较，发现了两者的相同属性：直线传播、反射、折射等，又已知声有波动性，所以猜测光也有波动性。之后的科学进展证明了惠更斯的类比推理结论的正确性。但类比推理的“不必然”的性质，对思维的严格性产生了影响。

与“或然性推理”相对应的，概念模糊、事实不清也为常见思维误区。概念和事实是推理的前提。对特定概念的理解不准确或不深刻，对事实的可靠性缺乏证实，则直接导致推理过程的不正确。例如，“去中心化”这一翻译并不能准确反应这一词语背后的内涵，令一些区块链行业从业者产生困惑、理解不清。将“观念”与“事实”混淆，无法区分主观与客观，一般常见于评价或判断，如“中国为科技发达之国家”。

必然推理缺失引起的逻辑谬误，对思维、决策和判断，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；从这个角度讲，成人也需要科学精神的自我教育。

“古今中外”：思想观念的混乱

科学文化基础模糊的另一个问题是，一百多年来“西学东渐”的历史，使得现代中国在文化上存在大量挑战。简单来看，便是“古今”和“中外”两个维度的挑战，以及引起的问题：（1）今人不识古，也不知道如何充分运用古代文明遗产；（2）对西方的思想根源未充分吸收，见其表而未及里；（3）中西思想的冲突，引起思想的割裂与混乱。

一方面，“五四”以来的数次文化运动，对传统文化的整体破坏严重，使得今天很多中国人难以真正理解包括“仁-礼”体系在内“诸子”的中华文化精髓。另一方面，对引进的包括希腊罗马、基督教文明、自由主义、马克思在内的西方的精神遗产的吸收，存在消化不良、只见树木、不见森林的情况。

举“自由”为例。“科学”不仅仅是理性思维 ，也是西方最早期的“自由”观念。现代中国对“自由”的探讨，如果只停留在政治权利层面，则不能深入其本质和根源。对于中华传统，不理解“儒”、“道”、“佛”在自由上的精神，也难以将其真正转化为自我的精神资源。

实际上，对于“科学”、“自由”、“哲学”、“民主”、“技术”、“形而上学”、甚至“自然”等现代汉语词汇的概念模糊，本身就是这一文化病症的症状。这些词语都来自于晚清时期日本学者翻译的著作传入中国，并最终被吸收和采纳的，相比之下更为精到和地道的严复的翻译如“格致”（相比“科学”更能反映科学精神）、“理学”（对应“哲学”）、天演（对应“进化”）等则不幸未被采纳。对于这些日本翻译的西方词汇，我们缺乏本质的理解，则难免在思想与观念中存在诸多困惑，要发扬光大则有更多困难。

要解决这一困难，唯有不被这些语言词汇上的“末”所干扰，而是回到其精神的“本”，才能在思想上有真正的深入与发扬。

在历史上，“佛学”作为从西面传入的思想，也曾对中华的文化传统发起重大冲击，形成了本地化的“禅宗”，并最终促成了“理学”为代表的儒学的发展与复兴，使得儒学成为真正的道统，但高度统一的思想却也无形中造成了明清的思想保守。

面对当前的文化困局，寻得中西文明的“本”，尤其是理解“仁爱”和“自由”的“本”，让更多的社会公民认识到文化的基因与土壤，并以史为鉴、引导正确的发展方向，是现代社会、科学与文化进一步“天演”的重要进程。

查尔斯·达尔文：from Wikipedia – Science | CC BY-SA 2.0​

本文未完结，在下一章，我们会讨论成年人需要哪些STEM教育的问题。

参考文献

• 李约瑟，《文明的滴定》
• 陈嘉映，《哲学·科学·常识》
• 吴国盛，《什么是科学》
• 爱因斯坦，《探索的动机 —— 在普朗克生日会上的演讲》
• 亚里士多德，《形而上学》
• 刘慈欣，《朝闻道》
• @honoru，《我也想寫STEM文章，但無從入手？有甚麼方法？》
• @honoru，《STEM 教學與親子教育 (上篇 - 共兩篇)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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