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上两篇文章,【未来教育学】成年人需要什么样的STEM教育?(一)和【未来教育学】成年人需要什么样的STEM教育?(二),我们引出了问题“成年人需要什么样的STEM教育”,并从(1)希腊科学与近代科学的根源、(2)中国文明缺少“求真”的传统、(3)缺少科学精神带来的现实挑战,这三个方面,解释了成年人,尤其是中国成年人,为什么需要STEM教育?的原因。
接下来我们继续回答,成年人需要什么STEM教育的问题。
成年人需要什么STEM教育?(What)
首先,从实际中看,STEM四者的关系,M(数学)和S(科学)为一组,T(技术)和E(工程)为一组,MS是TE的基础。
如同前文提到的,中国在历史上不缺少技术,并且很强大。虽然“士农工商”四者中,“士”与“农”是过去的农耕文明的基础,当过渡到今天以“工”与“商”为重要组成的商业文明时,需要做一些调整和转型,但事实已经证明技术文化与实践在中国是可以蓬勃发展起来的,这种趋势不可阻挡、却也存在风险。
(T)技术和(E)工程并不仅仅限于传授技术和工程知识或技能,也有自己的内在精神特质,@honoru 在《回應 @robertyan 的「未來教育學」》中提到了运用STEM中的E(工程,Engineering)的方法来推动团队合作(Teamwork)的培训,考察团队成员品质和领导力,也是很值得借鉴的方法。
相比之下,科学和数学教育,尤其对于成年人的教育来说,更容易被忽视,但却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。我们在前文提到,求真的、非功利的、追求永恒的“自由-科学”(或“自由-知识”)传统是中国文化土壤中至今所未播种、生根的。对于“求力的科学”的追逐,则是当前中西方面临的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共同原因。所以,如何让“求真的科学”的人性理想可以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,是我们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。
1. 科学精神与科学思想
人性理想:求真还是求力
STEM教育在美国兴起的初衷,是为了将“工程”/“技术”变为一种基础教育阶段的“元科学”,以解决美国工程学位获得者较少的问题。现在学校里的STEM教育,很多也强调动手实践、解决问题和团队合作,毫无疑问,这对于提高一国一地区的整体技术水平,培养科学技术劳动力和从业者,是十分重要的。这比只强调“知识”、忽视“行动”的教育方式,已经有所提升,却离培养真正的“求真”科学精神依然遥远,离“求力”的技术精神越来越近。
首先,我们无法否认或者忽视“求力”科学和整个“求力”的社会的巨大惯性,以及“求力”理想本身的价值理性。工业革命以后,到信息革命,技术与资本相协同,获取了巨大的权力,并主导着世界继续向“技术爆炸”的方向前进,并以此作为国际政治、经济和文化竞争的核心手段。于是,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技术、科学都成为追求“更高、更快、更强”的“力量”的手段。
相对应,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则在这种对力量的追求中,变得疲惫不堪。个人对“金钱”、“权力”、“技术”甚至“知识”的追求,无不反应出这一种求力倾向。真正秉承“求真”理想之人,则被认为是住在“象牙塔”中或修炼“屠龙之术”,“自由的学术”需要服务于国家与人民,唯独不是为了“知识”本身。
其次,对于“求真”与“求力”的关系,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构建的“哲人王”的思想是一种表达,即用“知识驾驭权力”、“求真高于求力”,在现实中的实施存在巨大的挑战;要将“知识”作为人世间最高的理想,不仅对于个人来说难以达到,对于国家这一政治实体更是极为艰难。
“哲学家”在面对世俗的社会问题时,并不否认“求力”的、甚至“救世”的必要性。柏拉图要求统治者同时也必须是哲学家(即把知识作为最高要求),一方面是对统治者的人格理想的体现(富有理智,不受情感和欲望控制),另一方面也是把权力限定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的保证。这实际是在价值秩序方面约束了政治权力(却不是在制度上)。
但我们不得不承认,在现实中,相信某种逾越政治的价值秩序的变得更愈发艰难。我们在近代所谈论的“自由、平等、正义”等价值,大多是在政治领域内部构建起来的;虽然这些价值不同于权利,却离政治太近,无法保证明确的优先位置。所以,无论是“自由-科学”的知识传统,还是“仁爱”的伦理传统,都不得不面对被政治所用的境遇,这在中外都一致。
在中国文化中,“自反而缩,虽千万人,吾往矣”、“以天下为己任”、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、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、“天下为公”是“仁爱”伦理传统、”天人合一”思想传统下的人性理想的外在体现。但一方面,这一种精神本身的“经世济民”目的与”自由-科学“是相左的,另一方面能持无私而利天下者,达到这种境界,在所有人中仍是少数,更多人处在“利己”甚至“精致利己”的阶段。所以,让人们普遍认识这种“无用之用”,在现实中使“求真”处于一个优先甚至对等的局面,在国家政治层面不存在现实中的可行性。
说到这里,“求真”理想的实现路径似乎已经极为渺茫。但我觉得,自下而上来看,仍然可以通过(1)家庭教育的“爱智”启蒙、(2)实业中的科学精神、以及(3)争取“自由的学术”(尤其是大学)来实现。
下面的三个小节将分别论述这些途径,同时也是对“探索精神”、‘’理性思维“和“科学思想”如何落地的思考。
问题意识:“爱智慧”的落地方式
家庭教育的“爱智”启蒙,这是我在上面提出的第一个方面的实际措施。科学起源于哲学,哲学(Philo Sophia)在希腊语中的含义就是“爱智慧”,也即我们反复提到的“自由-科学”传统。
这里要说的主要是针对“父母”的如何进行“爱智”启蒙教育的教育,所以对象主要还是成年人。
为什么限定在父母,即家庭教育,而不是学校教育?毫无疑问,对于学校教育我们认为它应该扮演更多启发式、探索式、项目式教学的责任,我们也看到STEM教育以及“素质教育”在这个层面的努力、并对于中国学校教育的发展方向有信心,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学校教育的挑战与弊端。
最大的问题是,无论中外,学校教育回避不了“应试”这样一个选拔人才的主题,无论考试方式是书面考试还是综合素质评价,评价的标准会发生改变,但只要教育资源无法做到绝对平均,选拔/竞争这一模式将继续存在。那么,必然出现“应对考试”与“培养人才”这两个问题的取舍和争夺的问题。父母如何看待这一矛盾,并在学校学习与训练中保持孩子的“好奇心”不被破坏,至关重要。
中国受几十年“应试教育”和”工业化教育“的影响,培养了大量“解题”(在考试中)和“执行”(在企业中)的人才(和父母),但“爱智慧”的出发点却在于“发问”、“提出问题”;“问”却是很多父母仍没有真正掌握的。由于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天人感应”传统的影响,中国思想传统很少把“天地万物”当成客体来看待(即“天人分离”),所以直接对天地万物进行观察和提出疑问没有那么发达。甚至于“自然”这个词语也是晚清时由日本学者翻译的;《道德经》的“人法地,地法填,天法道,道法自然”中的“自然”是“自己如此”的意思,而不是今天经常被误读的“自然界”。
而“提问”却是培养好奇心和探索精神的重要方式。大部分孩子在幼年时都有提问的习惯,但在经受学校教育后却没有将此种习惯保存下来,这是极大的损失。所以,我们应当建议和启发父母(以及祖父母)在家庭教育中培养此种“问题意识”,从幼年到少年与青年时期,鼓励孩子发问,并主动探索答案。问题可以涉及自然现象、生活所见、学习疑难、旅行见闻等,父母虽然未必能够深刻回答所有问题,但可以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”,尽可能提供线索与启示,让孩子能够随着见闻的增长对问题不断给出新的回答。在这一过程中,答案是否绝对正确不是关键,如何寻找与发现答案的过程更为重要。
提出精确、有前瞻性的问题,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能力。当孩子养成良好的“提问”习惯后,也可以进一步引导其关注本质、延伸或相关的问题,从“问题意识”出发,向“问题智慧”前进,这需要反复的实践与思考来获得。提问也会对话、讨论的形式,有时不仅父母启发孩子,孩子也会反过来启发父母,这对父母的引导和讨论能力也提出了一定要求,甚至与大学中的讨论班(seminar)有些相似。另外,对“想象力”的推崇,也是在有一定“问题”去探索的情况下才显出价值,“想象”不是幻想或胡思乱想,而是对我们所处的宇宙的思考与联想。
如果父母能够鼓励和保持孩子的“问题意识”,那么我们就离“求真”传统更近了一步;这是几个问题中最容易实施的,却也是最为基础性的,保持孩子的好奇心,就是最好的钥匙。
理性思维:精确的思维方式
我们在前文已经提过中国“必然性推理”缺失,而“或然性”推理盛行的问题。这一思维方式不但对于日常生活十分有效,对于产业发展与决策也是基础的思维能力。简单来说,依靠事实、数据、逻辑推理、专业能力做出判断,有效整合逻辑推理与人类直觉,是理性思维和科学决策的前提。
理性思维需要训练,在数学理论、科学研究、产品设计、商业运营、金融工程等过程中都大量依靠数据、流程、工具和算法做出分析,在信息时代、智能时代更是成为基本的思维能力。
由于“批判性思维”等方法中对理性思维都有深入探讨,有兴趣可以参考相关书籍,此处不深入讨论。
对于中国的成年人,尤其要注意几点(这在前文也已经提到过),大体可以从“几何学”来理解为何需要这样做:(1)对“概念”的定义要有清晰的了解,(2)基于“事实”而不是观念做判断,(3)通过必然性推理,而不是或然性推理做推论,(4)采用量化/数学化的方式作分析。同时,随着智能技术的发展,我们可以采用“智能决策”系统,借助机器与数据,协助人类思考。此外,对于不了解的问题或领域,我们则应该尽量学习和采用专业的知识与方法,像专业领域人士请教,这也是一种理性。
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管理的精细化,有更多企业需要精确和数据化的决策与管理,这对理性思维与数据智能的发展,都有极高的要求;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,管理者和员工都应真正掌握理性思维。
“问题意识”是“求真”传统的切入点,“理性思维”则是“求真”传统的实行方式,掌握了这两点,普通人至少可以进行基于科学方法的探索。但只有真正追本溯源,保持“求真”理想的源泉,为知识而知识、为学术而学术,才能真正保留“科学精神”。
追本溯源:自由之学术
我们前面提到在“求力”的社会中,“求真的科学”难以成为优先目标。但我们可以在群体和个人中保留真正“自由的学术”,和无用的、内在性、必然性、永恒的“知识”。这是人类“心智的圣所”。
清华大学王国维先生自沉两年以后,陈寅恪先生作碑文如下:
海宁王静安先生自沉后二年,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已。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,尤思有以永其念。佥曰,宜铭之贞珉,以昭示于无竟。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,数辞不获已,谨举先生之志事,以普告天下后世。
其词曰:
士之读书治学,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,真理因得以发扬。思想而不自由,毋宁死耳。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,夫岂庸鄙之敢望。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,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,一姓之兴亡。呜呼!树兹石于讲舍,系哀思而不忘。表哲人之奇节,诉真宰之茫茫。来世不可知也,先生之著述,或有时而不彰。先生之学说,或有时而可商。惟此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,历千万祀,与天壤而同久,共三光而永光。
节自《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》
其中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,便为后人常提及之学术精神。清华大学原来的校训“自强不息,厚德载物;独立精神,自由思想”,后两句源于此(前两句来源易经)。细读之,便知道这里指的就是“自由-科学”的传统,也是非功利的、不受干预的学术自由、大学精神。
近代大学是基督教文明下诞生的不受教会左右的学术自由的机构,是希腊理性科学在中世纪复兴后争取到的重要制度。其根本作用就在于保证学术的自由。
中国的办学者如蔡元培对此有着较深刻的理解,采取“教授治校”,并总结北大的特色:“一研究学问。二思想自由。无论何种学派思想,概不干涉。”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,政府的干预便接入介入其中,直到今天的中国仍留存较多问题。
在学术自由方面,我们已看到一些中国大学正在给予研究者更多自由和独立性,已较过去有所改善。虽然在目前的国际竞争格局与治国方略中,希望大学完全“去政治化”并不现实,但给予某些研究领域更多自由与发展空间,以及采取更灵活和优越的学术人才选拔机制,仍有实施的空间。虽然这一点上中国大学颇受西方舆论攻击,政府也不希望大学成为思想渗透的窗口,但从实际情形而言,我们可以看到学术自由好转的现象。至少我们仍可以说,有真正只为学术、只为知识、以生命捍卫真理者在这片土地上存在,这是“求真的科学”在中国的希望之所在。
最后,我认为科研工作者们,无论是在大学,还是所谓的野生或民间研究者,甚至哪怕仅是对科学抱有热情却无专业训练,应当在“科学哲学”和“科学史”上做一些探索。科学哲学回答什么是科学的本质,科学史帮助我们看清科学的源头;正本清源,未来的道路才更加明确与稳健。对于自由的学术,是如此;对于人类的未来,也是如此。这也是本文对“本”的问题着力颇多的目的之所在。
艾尔伯特·爱因斯坦:from Wikipedia – Science | CC BY-SA 2.0
本文未完结,在下一章,我们会继续讨论成年人需要哪些STEM教育的问题,我们将继续从科学读物与科学实践、以人为本的科学教育的角度,做一些探索。
参考文献
- 李约瑟,《文明的滴定》
- 陈嘉映,《哲学·科学·常识》
- 吴国盛,《什么是科学》
- 爱因斯坦,《探索的动机 —— 在普朗克生日会上的演讲》
- 亚里士多德,《形而上学》
- 柏拉图,《理想国》
- 刘慈欣,《朝闻道》
- @honoru,《我也想寫STEM文章,但無從入手?有甚麼方法?》
- @honoru,《STEM 教學與親子教育 (上篇 - 共兩篇)》
- @honoru,《回應 @robertyan 的「未來教育學」》
Posted from my blog with SteemPress : https://robertyan.000webhostapp.com/2019/03/%e3%80%90%e6%9c%aa%e6%9d%a5%e6%95%99%e8%82%b2%e5%ad%a6%e3%80%91%e6%88%90%e5%b9%b4%e4%ba%ba%e9%9c%80%e8%a6%81%e4%bb%80%e4%b9%88%e6%a0%b7%e7%9a%84stem%e6%95%99%e8%82%b2%ef%bc%9f%ef%bc%88%e4%b8%89
This page is synchronized from the post: 【未来教育学】成年人需要什么样的STEM教育?(三)